匾額文化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之一，匾額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作為中國古代建筑的點睛之筆，匾額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在京張鐵路青龍橋站，粉刷一新的站匾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讓慕名而來的人們看到了百年老站的別樣生機。相似形制的匾額同樣也出現在京張鐵路沿線每座車站的站房之上。

京張鐵路全線通車時，正線共設車站13座，依次是廣安門站、西直門站、清河站、沙河站、南口站、青龍橋站、康莊站、懷來站、沙城站、下花園站、宣化府站、沙嶺子站、張家口站。每座車站的主站房中部上方都有一塊石質站匾，每個站匾形式基本相仿，自右至左依次是題寫時間、站名、題寫人。

13座車站共有3個題寫時間，分別是“光緒丙午夏季”“光緒戊申秋季”“宣統元年長夏”，分別代表了京張鐵路分三段建設的建成時間。第一段從廣安門至南口，建成于1906年，第二段從南口至下花園，建成于1908年，第三段從下花園至張家口，建成于1909年。

13座車站站匾題寫人共有3位，廣安門至南口段內5座車站題寫人是陳昭常，青龍橋至下花園段內5座車站題寫人是關冕鈞，最后一段的3座車站題寫人是詹天佑。

詹天佑正是主持修建京張鐵路的總工程師，陳昭常和關冕鈞二人同樣是修建京張鐵路的重要人物。陳昭常是廣東新會人，清朝光緒年間進士，曾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一等編修等職。1905年京張鐵路開工建設初期，陳昭常任京張鐵路局總辦，1907年卸任。關冕鈞生于廣西梧州，與陳昭常是同科進士，曾擔任翰林院編修等職。陳昭常離開京張鐵路后，詹天佑由會辦升任京張鐵路總辦兼總工程師，關冕鈞則被任命為會辦。

13座車站站匾的中間位置是站名所在，站名分上下兩個部分，上部分是站名的繁體漢字，自右向左書寫而成，下部分是站名的韋氏拼音，自左向右書寫而成。韋氏拼音又稱威妥瑪氏音標，是清末至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前，中國和國際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它曾被普遍用來拼寫中國的人名、地名等，如將“北京”拼作“Peking”就是韋氏拼音拼法。至今仍有一些中文名詞的英文譯法保留了韋氏拼音拼寫，如將“功夫”拼作“KUNG FU”，“太極”拼作“Tai-chi”等等。13座車站站匾中僅有一座較為特殊，那就是張家口站，張家口站站匾上并沒有采用漢字“張家口”的韋氏拼音，而是標注為“KALGAN”。這是因為張家口在蒙語中稱為“卡拉根”。由于張家口是中國北方重要的商品貿易集散地，“卡拉根”這個名字便隨著蒙、俄等國的商人傳播開去。

隨著時間推移，京張鐵路已歷經百年歲月的洗禮。從這些車站站匾上，我們仍舊能夠欣賞到京張鐵路車站的百年輝煌，它們獨特嚴謹的形制、蒼勁有力的書法無不反映了詹天佑等早期中國鐵路人嚴謹求實、自信自強的精神品質。

本文圖片為京張鐵路沿線車站站匾，由張貝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