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綏鐵路是1909年京張鐵路通車后，逐段延伸并且隨修隨投入運營的。1923年1月，鐵路通到包頭，原稱京綏鐵路，因1928年6月北京更名北平而改稱平綏鐵路，新中國成立后叫京包鐵路。該路通車對于溝通內地與西北的聯系，促進察（察哈爾，1952年撤省）、晉北部與內蒙古的開發具有重要作用。

無奈鐵路建成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從此戰亂頻仍，鐵路忙于運兵，導致收入銳減繼而債臺高筑。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外患頓生，內弊叢積，鐵路經營管理局面每況愈下。為擺脫困境，沈昌臨危受命，出任平綏鐵路管理局局長。

沈昌，1904年生于浙江桐鄉烏鎮一個書香與官宦世家，與吳文藻、冰心夫婦系留美同窗。學成回國后，沈昌曾任上海市政府秘書、江蘇省鎮江縣縣長、平綏鐵路管理局局長、鐵道部購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

沈昌在鐵路工作時顯現出了管理鐵路的卓越才干和一心為國的工作熱情。在任平綏鐵路管理局局長期間，他有針對性地制定了包括整理債務、嚴管客貨車輛、出售移民減價票、開辦旅游業等在內的一系列振興路務的舉措；其重拳之一乃是整飭平綏鐵路沿線的治安秩序。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運行在平綏鐵路的火車從山西大同開車后，即進入人煙稀少的地域，沿途下車的旅客屢遭盜賊、攔路搶劫者侵害。有的貨物列車有時遇上前方大站無空閑線路接納該趟列車，或前方運行區間因突發事件（自然災害或人禍）導致線路堵塞等情況，行車調度員就必須讓這趟車臨時停在某個小站，少則幾個小時，多則好幾天。

20世紀30年代初，在平綏鐵路平地泉（今集寧）站至歸綏（今呼和浩特）站之間的諸如土貴烏拉、卓資山、旗下營等小站，經常發生“蟊賊、刁民拆卸風閘零件”之行徑，導致停留列車因多輛車失去制動作用而不能繼續運行。

針對這些情況，沈昌便組織有關人員，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商討對策，采取了數項措施：先是加強警務力量，派鐵路警員聯合當地警力，輪番在現場巡查、蹲守；同時，由專人攜帶車輛上易于被歹人拆卸的零件，如閘瓦、閘瓦釬等，赴沿線兩側數十里地以內的所有廢舊金屬回收攤點，讓業主辨別認知，訓令不許收購此類的鋼鐵金屬；此外還派員隨機警告：“若有違反，嚴懲不貸１

為防止利欲熏心的業主繼續犯案，檢查人員經常“殺回馬槍”。有不法之徒將偷偷收來的車輛零部件弄毀，假裝廢品藏匿于隱蔽之處，結果被發現后受到嚴肅懲處；不少謀財者懾于連番打擊而收手，很多冒險拆卸的零部件沒人敢收購。

鐵路當局還與地方官員聯合行動，派人到沿線村屯宣講維護鐵路運輸秩序的益處與損毀破壞火車零件的危害。雙方協同，多管齊下，使得存在數年的車輛零部件被盜之風終于被煞了下去。經過嚴格整飭，平綏鐵路積年混亂局面大有改觀。

平綏鐵路管理局整飭沿線治安秩序卓有成效，跟一個客觀因素不無關系：當時，全國鐵路皆以線劃局，即每條鐵路線是一個鐵路管理局，而平綏鐵路管理局局長多為西北軍將領或是在軍中有影響力的人物，因而管理起來比較方便。